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。

“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。”小姑娘说，“很普通的那种，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。”

说完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。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。

“你昨天就看见了？”我问。

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：“据我们前期调查，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，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，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。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，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包了，只不过当时没在意。”

“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，”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，“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。”

“一个普通的蛇皮袋，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。”我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？”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有些急了。

“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，中间夹着死人。”小姑娘低头抽泣，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。

“废话，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，“不是尸体，让我们来做什么？”

“嗯，”女警顿了一下，说，“准确说不是尸体，是尸块。”

“我说嘛，”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，一边比画，一边说，“我还在想，这么小一个袋子，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？除非是婴儿尸体。”

女警看了眼林涛，掩嘴笑了笑。

“不是不是，”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，“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，没有腿。”

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，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、垃圾桶、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，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。这些指纹和鞋印中，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，则不得而知了。换句话说，这起案件的现场，没有任何价值。

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，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，当然，最重要的，还是那具女性尸块。

临去殡仪馆前，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：“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？”

“确定。”女警说，“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，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。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，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，这下发了这起案件，不信他们还不重视！”

“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？”我问。

“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？”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，她说，“知道的人不多。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，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，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。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，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。”

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：“那你的意思，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？出站口有监控吗？”

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：“有倒是有，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，没人修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？”我一脸无奈。

“有也没用。”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，“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，即便有监控，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？”

“就是，”林涛说，“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，LV都出了款一样的。”

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，笑而不语。

“好吧，”我耸耸肩，“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，不容耽搁了，去殡仪馆吧。”

走出车门，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，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。

“那个，”大宝说，“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些人看什么呢？能看得到什么呢？尸体都运走了。”

“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，所以才看嘛。”林涛说，“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，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。”

还是在一挡二挡中不停地变换，花了十分钟，才终于开出了人群。我抹了抹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，如释重负。

“你说，”林涛问，“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，还是跨地域抛尸？”

“我只能说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，还就真的不太好查了。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，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，我们去哪里查？”

“我觉得是就近抛尸。”大宝说，“如果是坐火车的话，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？”

“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？”我说，“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，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。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，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。”

“嗯，”林涛点头赞同，“我也觉得是从外地丢过来的，所以凶手要用这么一个普通的蛇皮袋来打掩护。”

“照你们这么说，这可是个四省交界的地方呀，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，”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说，“那咱们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汤喽。”

我皱着眉头说：“咱们得有点儿自信，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。”

转眼间，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市郊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。

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，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，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。估计这些市领导，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吧。

开进这个夸张、气派的殡仪馆，我们很快看见了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：森原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