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他在暗地撇了一撇嘴，心说这年头英语文学有个屁用啊。

就算把乔叟、莎士比亚、斯宾塞、斯威夫特、拜伦、雪莱、济慈、勃朗特姐妹、简-奥斯丁、狄更斯等等大作家们研究出花来，对于赛里斯又有什么帮助呢？

同理可得，他对于“哈佛三杰”的看法也差不多，认为他们研究的学问确实可以妆点盛世，但是在这种乱世还不如他这样的经济学家呢。

这不是他有“本位主义”。比如看看民国四大经济学家的马刘何方。

为首的马寅初不必多说了。

袁大师见过的何廉对于城市物价指数问题做出了颇多贡献。

刘大均虽然一直担任国府的官员，日后还定居美国。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当时还算可以的经济统计体系。而且他还是一位“工业党”，著有《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》一书。

方显廷则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，他还提出了“统制经济”理论。

相比之下，陈、吴、汤和眼前这位陈西滢研究的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东。

两人来到了吸烟室，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。

“通伯兄，英国文学界是怎么看兄弟我的那些作品的呢？”

“一个字，服！”

陈西滢由衷地赞道：“至少我认识的那些文学家和批评家都对鸿渐兄的作品赞不绝口。尤其是《冰与火之歌》。很多人读了之后便说没想到一个东方人能写出这样西方化的作品……”

牛牛们肯定会喜欢这本书的，因为这就是魔幻版的英国历史。而且《冰与火之歌》不管是题材还是立意，真的非常“西方化”。

“嚓！”

点燃了一支雪茄的袁燕倏打断道：“通伯兄，难道就没人说我这书很黄很暴力吗？”

“很黄很暴力？！哈哈哈……”陈西滢失笑道，“确实有一班老夫子和卫道士这么说，不过这是迂腐之言，鸿渐兄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真是的，这问题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？

要是英国政府用这个借口把他这本书给禁了，他找谁去要版税？

《冰与火之歌》可是他篇幅最长的，这要是在英国被禁那多可惜。

我们的袁大师此行一个目的就是来和英国出版社来谈这件事情的。毕竟他再不喜欢大英帝国，也不会不喜欢大英帝国发行的英镑啊。

“而本人最喜欢鸿渐兄的《乡村教师》……”陈西滢抬了抬眼镜，抬高声音道。

对此袁燕倏一点也不意外。这非常正常，这本正对他们有志于改变时局的赛里斯知识分子的胃口。

“我们中国应该就如鸿渐兄书中那样建立起这样的普及教育制度！”

但是他同时认为真正能看出《乡村教师》隐含之意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。而陈西滢这种典型的英美化知识分子果然是不明白的。

因为要建立《乡村教师》当中那样普及到村级行政单位的教育体系，那绝对要把整个赛里斯颠倒过来才行！

试想一下，书中那位可敬的教师至少懂得牛顿三定律，这肯定有初中水平了。

就算解放以后，初中生放在新赛里斯也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，当个账房先生、低级文员这样的小白领绝对没有问题。

而把一位小白领派到穷乡僻壤当老师，他也真的心甘情愿去了，那么可以想见这个国家政府的感召力和执行力有多强大。

所以要建立的不是普及教育制度，而是彻底改造这个国家！

“通伯兄，知易行难啊。所以这是一本科幻……”

袁大师叹了一口气，转移话题道：“通伯兄，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啊？”

陈西滢坦然答道：“明年。和鸿渐兄一样，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要回国……”

回国你老兄就去了北大担任教授。

1924年你老兄和胡适之、徐志摩、王世杰他们创办了《现代评论》。（注释1）

接着你老兄和鲁迅杠上了，就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留下了不那么好看的一笔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陈西滢要不是和“同鸿渐先生齐名的鲁迅先生”发生了这么一次论战，仅仅因为他太太——民国才女凌叔华红杏出墙这桩轶事的话，很有可能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。

而且从表面上看，陈鲁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，然而实际上这牵涉到了北大内部的“英美派”和“法日派”之争。

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学习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，成立了教授评议会。北大的教授们便掌握了一定的实权。

有权必定有利，有利争必随之。

因此北大马上就分出“英美派”与“法日派”两大系，结成团体明争暗斗。

比如校方要请一位教员，而拟请者为留学英美的，法日派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；若法日派先提人选，英美派亦必以牙还牙求得平衡。

而“法日派”又被称为“太炎门生”，因为他们之中很多出自章太炎门下，可想而知，其中又以浙江人居多。

于是周氏兄弟这两位留过日的绍兴人不可避免地成了“法日派”。而他们两兄弟聚居的八道湾也成了此派人物的聚会场所。

陈西滢这位留英博士自然是根正苗红的“英美派”。不过“英美派”里面还分为英派和美派。

“英派”经常出入的是东吉祥胡同，因为那里有王世杰、李四光、丁西林这三位留英好友一起借住在这里。这一派后来成了“现代评论派”的主力。

“美派”首脑自然是胡适之，他一开始居住在南缎子胡同，1920年天魔传人还给这个地址写了一张明信片。后来他搬到了钟鼓寺。

他的住所当时是高朋满座，“几乎没有坐处”，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会所。

当然啦，这三派中人没有那么壁垒分明，游走三方的大有人在。英美两派更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不过文人相轻的惯例，再加上北大内部的利益之争，“英美派”和“法日派”的关系真的不咋地。

英美派的刊物有《现代评论》、《晨报副刊》，法日派刊物则是《语丝》、《京报副刊》。两派刊物对着擂鼓摇旗互骂。所骂内容，只有北大中人知晓，外人却莫名其妙。

所以陈鲁之争确实是理念之争，但是也涉及到两派人物的私怨。只不过陈西滢切入点太差了，鲁迅的战斗力又太强，最后“失道者寡助”，这才大败亏输。（注释2）

袁燕倏肯定懒得掺和这种破事，反正他不准备去北大厮混，找机会当个客座教授装个逼就好了。

他心说，你老兄自己要作死，老子也管不着不是。咱们就当个泛泛之交得了。

倒是“我的朋友徐志摩”是不是要挽救一下呢……

“鸿渐，通伯。你们两位在这儿呢！”

刚想到这个问题，我们的袁大师就看到他的“我的朋友徐志摩”兴冲冲地走了进来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注释1：王世杰（1891年—1981年）就是1945年后签订《中美友好通商条约》和《中苏友好条约》的那位外交部长。

一位职业外交官能有在这两份“著名”条约上签字的两次“殊荣”，也算不虚此生。

注释2：这些史料摘自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-1949》。

有兴趣的病友可以弄一本看看，很是因吹斯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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