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如祖约所言，对于裴该的前途将“伊于胡底”，“如荀太尉、梁司徒等，未必无虑，只是掩耳盗铃，佯作不知罢了”。而且就连祖纳本身，虽然入朝时间不久，对这一状况也自然有所察觉，并且不肯同样“掩耳盗铃”，所以才会在朝堂上挑明此事，以求群策群力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倘若祖纳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层，他只会断然喝阻祖约的妄言，而不会讲那么一大套，特意警告祖约。

要说祖纳祖士言，也可以算是晋朝的忠臣，但忠臣不等于直臣，直臣会不顾身家性命，蒙着头朝前冲——比方说晁错，最终自然没有好下场——而儒家所谓忠臣，则讲究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是有可能退缩的。

比方说“八王之乱”的时候，祖逖先后效力于齐王司马冏、长沙王司马乂、豫章王司马炽（即后来的晋怀帝）等，长期掺和在动乱的第一线；其后若非因母丧归家，估计他必应东海王司马越之召，说不定会跟裴该在苦县宁平城内就初次会面了……祖纳却追随司马睿南渡，直接跳出了是非圈子，并且从此只理庶务，不参大事，把主要精力全都花费在了围棋上。

好友王隐劝告他，说：“禹惜寸阴，不闻数棋。”祖纳回答道：“我弈忘忧耳。”

虽说历史已经改变了，随着朝局的复兴，祖士言也重履官场，比原本历史上要稍微振作一些，但骨子里的天性终究是无法改变的。他此番应征北上，主要是被梅陶、钟雅说动，来臂助祖逖，防止祖约胡作非为，得罪人太多，以致于危害到整个祖氏家族。在原本历史上，他也曾经秘密劝说晋元帝，说祖约“怀陵上之性”，不可大用，在遭到否决，甚至攻讦——说他因为并非一母所生，所以才妒忌祖约——后，干脆回家闲居，也是怕将来遭了小兄弟的连累。

因而在祖纳身上，明哲保身的气味是比较浓郁的，今日亦因此而警告祖约——你可千万别胡来啊，以防蹈了毌丘俭、诸葛诞等人的前车之鉴！

然而祖约听了这番话，心中倒略略定了一些——对于裴该可能成操、莽之势，阿兄也有所察觉啊，他只是怕事不敢管罢了。于是摆手道：“阿兄太过小觑愚弟了，弟早非昔日吴下阿蒙。”你放心，我不会胡来的。

随即略略朝前探身，说道：“防微杜渐，预作筹谋，其实容易。弟有二策献上——昔日裴文约行台关中，为防胡寇，如今胡寇已灭，平阳规复，则还有行台的必要吗？阿兄何不上奏，恭请大司马返朝，善辅天子？”

祖纳闻言，身子略略一震，随即垂下头去，捻须沉吟不语。

祖约一瞧有门儿，就又说了：“其二，即便仍旧行台关中，河东、平阳，须不是关中土地，理当交还朝廷，由尚书拟定诸吏，不当由裴文约执掌其事也。”

祖约是有备而来，所言二策，全都出乎祖纳的意料之外，发他从前所未想。祖士言沉吟少顷，不禁问道：“如此，即可防微杜渐么？”

祖约点头说是，随即解释道：“裴文约名为留台关中，其实等若裂土分茅，若使其徐徐积聚，或许将会成为朝廷腹心之患，亦未可知。即便不虑其已生操、莽之心，也要防其成就操、莽之势——既为友朋，岂忍将来生出祸端，甚至于裴、祖必须分裂、交锋啊？

“则若召其还朝，再无裂土之虞，且有群臣监护、制约，或可遏阻其势之生。且如阿兄所言，大司马三军甚强，则若裴文约还洛，三军半数留关中为外军，半数入洛为中军，俱在朝廷掌控之中，或免生乱也。”

祖约又沉吟少顷，突然间问道：“士少，在卿看来，大司马因何不肯奉天子还洛，而特要行台关中啊？”

对于裴该为什么留台关中，朝野上下存在着多种揣测，最常见是往好的一方面想：因为胡寇主力在平阳、河东，直接威胁关中，则若不使重臣镇守关西，极易遭受胡寇侵扰，倘若雍州有失，河南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窘境了……

当然也有特意往阴暗里琢磨的，说裴该是为了割据关中，称王称霸。对于这种论调，最强有力的反击就是：“汝以大司马为袁本初乎？然而刘伯安何在啊？”

想那汉末之时，献帝刘协为李傕、郭汜等关西军头所挟，而关东诸侯，自讨董后便无一兵一卒西进，光顾着自家一亩三分地，没人再把皇帝放在心上。其后献帝逃出长安，落难洛阳，召会关东诸侯来救，结果伸出援手的只有一个曹操，一个张杨。当时雄踞河北，势力最大的袁绍袁本初动也不动，意在割据，毫无奉迎天子之意。

袁绍最初的谋算，是拥戴宗室、幽州牧刘虞刘伯安登基，做自己的傀儡，但却被刘虞严辞拒绝了。倘若裴该也是袁绍一般考量，那他能够拥戴谁？他应该留台后就去讨好司马保啊，又岂能应朝命而反讨司马保呢？再者说了，袁绍要拥戴刘虞，是因为刘协不在手中，裴该可是一度捏着天子哪，又何必再还之于洛阳？

而且汉末之时，等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，袁绍不也反悔了吗？不是伸手问曹操讨要献帝吗？复因不得，发兵南下与曹操在官渡争雄……

自从曹孟德“奉天子以讨不臣”以来，手捏皇帝，就成为绝大多数士人所认定的擅权的唯一途径。那么裴该不把天子留在身边，不操控天子，就不能怀疑他有什么野心吧。割据关中，岂如拥戴天子而操弄天下来得风光啊？裴大司马何必取此下策？

除非你硬要把裴该想得太短视、太无谋，那我也无可反驳。

对此，祖纳本人是比较倾向前一种说法的，在他的观感中，裴该基本上属于正面角色——当然无可否认，在初奉天子之时，曹孟德也是正面角色；在才发动“高平陵”之变的时候，司马懿也是正面角色——但此外还隐约抱持着一种特殊的观点，故而今日特意提出来问祖约——你又是怎么看待此事的呢？

祖约明显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老实回复道：“在弟看来，裴文约之所以归天子于洛，而自留关中，是为变制也……”

祖纳闻言，双眼略略一眯，心说这小兄弟果然日益成熟起来了，竟有这般见识，不容易啊……倘若他的秉性也能更成熟一些，那我就无忧了。

他故意不说话，等着祖纳详加解释——

“裴文约实欲操弄国柄……或者退一步说，彼欲光复社稷，成就不世之功。然而有我祖氏的牵制，若共辅天子，恐蹈昔日索、麴的覆辙，且旧臣亦将掣肘。是故归天子于洛，自留关中，令不二出，更变旧制，以强其军也……”

晋朝最初的政治体制，虽然不如后世成熟，却也非汉初时相权足可拮抗君权的状况，朝命八公，而政出尚书省，且有中书、门下略加制约，理论上只要不封拜丞相，就不可能真正的一言堂。虽说拜相确有前例，但基本上全都是宗室藩王，以裴该的身份，还并不够格。

倘若裴该挟天子于长安，自然有机会拜相，但其时他羽翼尚且不够丰满，恐怕会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，或者起码是侧目而视。而若不为丞相，他就必须将权力分予诸公，分予诸尚书，更重要的，要将权力与并肩作战的祖氏分润。如此一来，掣肘必多，对于尽快富国强兵，实无益处。

祖约曾任尚书，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官僚体系的运作是多么烦冗、迟钝，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妥协，是多么使人头大且恶心。裴该为了保持在洛阳朝堂上的影响力，特使其岳丈荀崧入主尚书省，梁芬为首的关西士人更是遍布朝堂，使得祖约即便有祖逖和祖家军作为后盾，行事亦不能畅意，很多施政措施无法顺利通过。

那么倘若裴、祖共居一朝呢？裴该若有啥举措，他祖士少肯轻易从命吗？以己度人，必然矛盾频生，甚至于最终会导致双方决裂啊！

这就是祖约所说的“若共辅天子，恐蹈昔日索、麴的覆辙”。

“裴文约镇守长安，西事一以操之，虽云行台，不过幕府属吏而已。则其自筹兵马、变更制度，可以丝毫无阻——大司马三军之强，以弟想来，亦为此因。”

国家制度是因时而变的，不可能永远维持。自晋武帝司马炎建国定制以来，已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即便没有天下大乱，很多规章制度也到了需要修改的地步。祖约既然做过尚书，统筹全局，对此再明晰不过了。然而朝中大老多数无进取心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对于他提出的各种建议，往往都当耳旁风，即便在尚书省内部，也以因循之辈为多，祖士少拉不齐足够的拥护者，实感烦闷。

他有时候就在想，三兄你为啥只关注军事啊？岂不知唯国富才可兵强？岂不知唯制度应时顺人，才可使国富饶？倘若你肯事事为我撑腰，使我在尚书省内可以一言九鼎，早就把这个国家给搞好了……到时候足食足用，你再训练兵马，必不逊色于关中的大司马三军也。

结果你瞧，裴该在关中先伐司马保，复败刘粲，继而复收平阳，打了好几场大仗；而咱家在黄河南北才打了一场而已，且未能全得河内郡……

当然啦，虽然也期望变革，但倘若裴该身在洛阳，主持革新、变制，祖约是肯定会跳出来反对、阻挠的，因为他跟裴该的治国理念不尽相同，裴该在关中搞得那一套，以祖士少之见，多数都是乱来。

祖约说完这番话，注目祖纳，看他是不是真明白了自己的想法。祖士言注意到了兄弟的目光，于是手捋胡须，嘴角微微一撇，说：“卿言也有道理。则大司马于关中变旧制、布新政，虽云暂行，其实试也，倘若有效，必欲总施于国。则今若应命归朝，则于河南等地亦用关中之政，诸臣肯服否？”别说诸臣了，我瞧士少你就头一个不肯答应——

“而若不行其政，行台既罢，关中也将复归旧制，则大司马数年辛苦，俱化烟云，其肯应从否？我料他必不肯于此时还朝也。

“且平阳虽复，刘曜尚且遁去无踪，石虎还在晋阳，国家必须两方用兵。则多半仍为我祖氏当东，而裴氏当西，大司马又岂肯将三军尽归朝廷，统一调动啊？卿言虽佳，奈何无用。

“卿又云使大司马交还河东、平阳两郡，则朝廷更将以王师独当并、冀，中隔太行，千里调动，难免捉襟见肘，疲于奔命，反使大司马于关中可安稳积聚——此计更不可行，且与卿之所欲，南辕北辙矣。”

祖约两个建议，全都被二哥给否了，但他并不气馁，继续劝说道：“阿兄，河东、平阳，素来富庶，若归从行台，裴文约之势更盛，若归朝廷，国家之力则强。且弟献二策，正如阿兄建言招抚河北石勒一般，明知其不肯从，朝廷不可不做此态度。若仍留行台，或将河东、平阳归属行台，不知裴文约又何以为辞啊？则其是忠是奸，有无擅权或割据之意，将大白于天下矣！”

祖纳心说原来如此，你是设个圈套，想让裴该去钻，从而败坏他的名声……特么的这事儿对咱家又有什么好处了？！

“卿既有此良谋，何不与士稚言之？”

祖约无奈地一摊双手：“三兄为裴文约所惑，岂肯听我之言？且三兄素来不管民事，即大政亦一以委之荀太尉、梁司徒等辈。二兄见为尚书，燮理国政，是以弟才敢来，与二兄共同谋划也。”

祖纳思前想后，最终决定：“卿言二策，未必可行，但未必不可言——对国家来说，倒也算是正论。只是……不当由为兄言之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