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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、还都之议(1 / 2)


自从正旦以来,长安城内,朝野上下,都在乱纷纷讨论着一个重大问题:是否应当遽奉天子还都?而裴公是否愿意奉着天子还都?

洛阳是正牌的都城,长安连前朝西都的资格都没有,所以天子迟早都是要返回洛阳去的,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提出咱们干脆别定都城,就留在长安不走了吧。可是要什么时候才归洛呢?是今年,是明年,或者等到猴年马月天下底定了再说?

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摆在了众人面前。自从前年岁末,裴该和祖逖收复了洛阳,并将胡汉势力彻底驱逐去了黄河以北,朝中便有人提出,理当奉驾还洛。尤其那时候刘曜虽然北归,冯翊、北地二郡还在胡人手里,麴允顿兵万年不敢北上,长安城岌岌可危,就有不少人琢磨着,咱们还是离此险境,回归河南为好啊。

然而这个提议被索綝硬生生地给踩下去了,其后虽然祖逖上奏请归,索綝控制着尚书省,亦皆按下不发。如今则不同,祖逖在正旦贺表中重提前议,类似这种表章没有什么密级,流传的范围比较广,而裴该又没有刻意加以压制,就此导致群议汹汹。朝中大老们尚未表态,中层官员倒是有不少都上奏以表达自己的观点——有赞成还洛的,有反对遽归的。

而且此前长安城中多为关中士人,象华恒那类关东出身的,数量很少。而自裴该执政以后,大召中原士人返乡,主动来投和他特意简拔的关东人士越来越多,故此请求还洛的呼声就无形中高涨了起来。

裴该本人并不表态,由得各种议论发酵一段时间——他要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,然后再权衡利弊,做出决断。

虽执晋政,但裴该实际上能够控制的也仅仅雍州和半个徐州而已,再加上他不打算这就跟晋廷撕破脸,是不能不顾忌公议的。实话说,即便他有曹操的实力,有王莽的威望,倘若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还都,那也不能公然逆众而行,否则必遭千夫所指。

不过就目前来看,遽归派和缓归派,比例相差不大,天平尚无彻底倾向哪一方的迹象。

等到石勒率师入并,刘琨兵败北遁的消息传来,长安城中大恐,天平遂开始向缓归派倾斜——石勒、刘粲联成一气,则河南的压力必然增大啊,关中好歹有山河之险,留在长安,比回归洛阳要多少安全一些……

与此针锋相对的,祖逖再次上奏,请求尽快还都。

祖逖的理由很堂皇正大,正是因为刘琨丧败,胡势重炽,才需要天子返归洛阳,正中而居,以振奋全国人心士气。滞留长安,终究是偏安之局,倘若连天子都没有直面胡寇的勇气,没有必然收复失地的信心,还怎么可能要求百姓归附、将士奋战啊?

刘琨不败,他还未必着急,刘琨既败,祖士稚更觉得还都洛阳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。而且很明显的,他的建议得到了以荀组为首的洛阳诸将吏一致认同,奏疏上联署二十多人姓名,恳请天子尽快答复。

在明奏的同时,祖逖也给裴该写来了密信,不过内容还是从前谈过的那些:你要是不放心,咱们可以互换,你奉天子于洛,我去长安镇守,并且保证三年之内,底定秦、梁,到时候咱们便可以两面夹击,渡河直取胡巢!

裴该知道这事儿不能再缓了,于是开始直接征求意见。他把长安群僚分成了几个部分,逐一相询。

第一部分为朝中重臣,主要是梁芬、荀崧、华恒、宋敞、梁浚等辈。不出意料,宋敞等关中出身者,是主张暂缓归都为好,只有华恒坚持在年内还洛。梁芬对此不置可否,不管裴该怎么问,老先生都不肯明确表态;荀崧也差不多,说我没主意,文约你自己决断吧。

梁芬作为西人,其实梁浚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,但他比梁浚多留了个心眼儿,觉得倘若表态遽归,恐怕不符合裴该的意愿——裴文约是不是故意来试探我呢?

再者说来,留在长安,则他梁司徒是裴车骑之下第一人;若归洛阳,裴该更需要利用他来制约荀组和祖逖——反正短时间内,我的官爵、权势尚无动摇之虞,所以说了,随便你吧。

至于荀崧,他如今跟裴该捆绑得非常紧密,因而虽然不肯轻易表态,却暗中提醒裴该:“文约,吾孙即将降世,君既当考虑国事,也不可疏忽家事……”那意思:怎么对你有利你怎么来,切勿太为国家着想!

裴该第二组征询意见的人群,是他幕下众宾——也包括宾客出身,或者向来比较亲近的部分朝臣。韦鸿、游遐等关西人,当然希望朝廷长久滞留长安,殷峤、李矩等关东人,则倾向于返都洛阳,双方争执不下。

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,王卓却站到了关西人一边。

王文宣道:“长安本是千年古邑,自周武王即定都于此,形胜超逾洛阳。周为西戎所逐,始迁洛邑;其后秦亦自关中而起,扫平六国,一统天下;汉高祖本居洛中,因娄敬之议,改都长安。可见国家在长安乃可振奋,入河南则渐颓靡。今胡势尚炽,归洛为困守之势,唯居长安,可西定秦、梁,北合凉州张氏,稍稍积聚,胜兵百万,旋以高屋建瓴之势东出,其谁能当啊?羯奴不足为虑也。”

我跟你们想的正好相反,不觉得留在长安是怯懦畏避,反倒觉得回洛阳去,才是纯取守势,对国家不利呢。

李矩反驳道:“王公误矣。昔汉光武定都于洛,居天下之中,遂能扫平割据,重光汉室——孰云后汉为弱啊?后董卓弃洛阳而迁长安,身死族灭,可见长安不可久居。自后汉以来,至曹魏,及我晋,皆都洛阳,难道河南就只成坐守之势么?”

王卓与之辩驳,引经据典,但他的话却往往落不到重点上——也不知道是学识不足,还是不敢表述得太直白——让裴该听得很郁闷。一直要到裴该征询本族诸裴的意见,裴轸所言,才貌似可以彻底驳倒李矩李茂约。

裴轸道:“光武定都洛阳,而不住长安,缘由有二:其一,经赤眉之乱,长安残破,关西亦多割据,则其形势不若洛阳为佳;其二,光武起自南***据是在关东,岂可遽住关西?卿等不记‘颍川、弘农可问,河南、南阳不可问’之语乎?”

这个典故,是说刘秀想要整顿田亩,但是偶尔在陈留官吏上奏的简牍上见到一行小字,说:“颍川、弘农可问,河南、南阳不可问。”东海公刘阳(即后来的明帝刘庄)当时年纪还小,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,这是在说度田问题——“河南帝城,多近臣;南阳帝乡,多近亲;田宅逾制,不可为准。”

南阳、河南,紧密相邻,亲信显贵无数,这是刘秀起家的基本盘啊,他怎么肯跑到根基不牢的长安去呢?